现代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名师1926年底，吴有训回国之初，曾怀着一腔科学报国和教育救国的热情，应家乡人士之邀，赴江西南昌协助筹办江西大学。但随后政治上的腥风血雨，使吴有训有理想破灭之感，最后导致吴有训于1927年夏天离开南昌。随后，吴有训来到南京，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当时已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时任校自然科学院院长的胡刚复，立即通过校方聘他为物理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

  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吴有训就在此时应该校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邀请来到清华，开始了长达17年的清华执教生涯。在这期间，他与叶企孙先生和其他教授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清华物理系人材辈出，蜚声中外。在清华期间，吴有训从未脱离过教学第一线，以他渊博的学识、循循善诱的方式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哺育了中国几代物理学家，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注重基本概念、注重科学思维的条理性，启发学生从简单的事实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来；重视实验教学，大力倡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观点；强调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自学能力；注意将国内外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引入课堂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国物理学工作者虽已做出了一些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工作，但吴有训关于X射线的气体散射问题研究是国内自主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此，严济慈先生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吴有训的工作“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受当时国内实验条件落后的限制，他回国后并未能充分发挥实验物理这方面的特长，。于是，吴有训在无法进行实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清华比较丰富的文献情报资源，努力开展理论性质的研究工作。

  1930年10月，吴有训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项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物理学家立足于国内，最早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一。以此为起点，吴有训在几年当中，对X射线经单原子气体、双原子气体和晶体散射的强度、温度对散射的影响和散射系数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鉴于他在这些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被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院士，并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1948年，吴有训以他出色的科学成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科学与教育的组织领导1934年，吴有训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37年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从此之后一直到1945年，吴有训在清华(及西南联大)与叶企孙先生及其他科学前辈一起，团结协作，推行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教育原则和办学方针，使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在三十年代迅速成长为全国科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培养出大批科学精英人才，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也为清华大学跻身于世界名牌大学之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长期担任教育领导角色的过程中，吴有训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教育原则和工作方法：

  第一，坚持民主办学的方针，尊重和注意发挥全体教职工的主体性。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时，凡遇比较重大的问题，一律由全体教授共同商议决定，从不独断专行。

  第二，坚持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即在招收和选拔学生方面坚持宁缺毋滥。

  这个原则让在抗日战争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从清华物理系毕业的学生总共不过五十余人，但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物理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栋梁之材，如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钱三强，光学专家王大珩、龚祖同，固体物理学家陆学善、葛庭燧，力学专家林家翘、钱伟长，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桓武，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电子学家陈芳允，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等。

  第三，坚持教师不脱离科学研究的原则，强调教师必须边教书边搞研究。他指出：“大学聘请教师，不但要问所习的专门学科，且须顾及已发表的研究工作及其价值。”

  第四，重视对外科学交流。吴有训虽然倡导学术独立，但他决不自我封闭，相反，他极力促进科学的交流。1935年7月，现代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应邀来华，在华期间曾应叶、吴之邀，在清华逗留两天，做了关于正电子问题的演讲；此外，吴有训亦重视国内校际及研究机构间的交流，他本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外校兼过课，也组织过学生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进行参观学习。

  吴有训还积极推动恢复研究院和留学考试，亲自参加研究院的教学指导，并主持留美入学考试，大批优秀青年学子因此而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此外，他还积极地推动创办清华金属研究所，进行应用基础和工业开发方面的研究。

  付出就会有回报，吴有训于194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

  向往光明1945年8月，吴有训又一次回到母校，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之职。在中央大学的二年，吴有训极力排除各方面、特别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干扰，在较短的时间内，不仅使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蒸蒸日上，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爱戴。但他也因实施民主办学和保护进步学生的作法，而一直承受着当局从各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最终于1947年底，借赴墨西哥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之机，滞留美国讲学访问。

  在美国，吴有训曾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处从事短期访问和科学研究工作，一边收集科学最新进展的资料，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时局。此时，他通过亲身经历，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已不再存有任何幻想。1948年中旬，吴有训悄然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

  回国后，他先坚决地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然后千方百计地摆脱了国民党高官利诱和裹胁去台的威逼，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由南京转移到上海。一边在交通大学任兼职教授，一边积极地参与地下党的组织的联系各界知名人士联合抵制去台的活动，直到迎来上海的解放，迎来新中国的诞生。